铁肩担道义 岂因福祸避趋之？

经济的变革与进步叩开“知识经济”大门之时，中国的学者们开始重树学术的信心。然而，在经过了铺天盖地的大众文化对学术严谨、寂寞的冲击与消解后，我们发现，重树学术决非朝夕之事，曾被目为神圣的学术，其最本质的根基也已动摇。为了一个牢固而健康的起点，重建“学术规范”成了学术界不绝于耳的呼唤。

对于这些年来学术的失范现象，北京师范大学的杨玉圣副教授认为：目前学界主要存在着五种不良现象——低水平重复、粗制滥造、泡沫学术、假冒伪劣、抄袭剽窃。从文化传承的大业看，不能想象如此的学术空气下成长起来的学子们如何继承学术薪火、如何继承道统和学统？

细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，大致有这样几点比较突出：

一、研究者的急功近利，穷于应付眼前繁重的教学压力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当前高校的职称评定工作，在如何切实有效地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，在如何客观正确评价科研成果的导向上，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的地方。

二、学界缺乏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及平等对话的风气，缺乏在社会实践前面服从真理，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，一些人热衷于唱高调，制造轰动效应。

三、一些编辑或因不熟悉专业知识，或因审稿不严，或因一窝蜂地就相同选题向同一个人约稿，都会助长一稿多投、粗制滥造的现象。甚至声誉颇隆的出版社也出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书。如三联《性别与中国》一书，在翻译国外研究中国文学的论文时，把“鱼玄机”译成“喻玄姬”，“李冶”译成“李叶”，《浮生六记》和它的作者“沈复”成了《飘流生活六记》和“谌福”，这该不是印刷排版的问题。

针对现状，1994年《中国书评》首倡学术规范讨论，该刊在1994—1996年集中发表了25篇讨论文章。截止到1999年底，《学人》、《历史研究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中华读书报》等多家报刊陆续发表了50余篇文章，还成功举办了两次全国性的关于学术规范的学术讨论会。今年多家期刊又有新举措，史学界的《历史研究》、《中国史研究》、《近代史研究》、《世界历史》等7家权威期刊共同发表了《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》，对于抄袭剽窃、粗制滥造的文章坚决予以抵制。《社会科学文摘》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组学术规范、学术批评和学术对话的文章，刊载了章开沅、葛剑雄等人的文章。该组文章中不乏意见相左及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互相回应的文章。该期刊的负责人仲伟民先生说，在创刊号上发表这样一组文章，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。

学者中亦多有仗义执言者。北京大学的吴小如教授近年来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批评文章。他认为做学问的人本身一定要自律，基本功不行，甚至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，就不要写书，遑论“著作等身”？诚然某些社会因素诱惑着青年学生们向“钱”看，但既然走了做学问这条道路，就不要拿学术换取功利！吴先生笑说现在有人叫他“学术警察”，对他很是反感，但这样的“学术警察”他是会当下去的。

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近来学术批评中出现了一些随意点评学术著作的倾向。学术评论应由专家、内行来点评，不比一般文学、电影、体育评论。评论者“光说不练”，摆出刀下不斩无名将的架势，势必造成破而不立的新怪圈。有些评论文章专挑学术著作的一两点不足，骂倒一片实是矫枉过正之举，更有为了增加“可读性”导致行文措辞失之公允，实在是背离了评论的初衷。

不可否认，关于“何谓规范化”、“为什么要规范化”、“要什么样的规范化”、“要不要规范化”、“如何规范化”这些问题目前学界仍有不同意见。尤其是人文科学，继承和创新有着很深的渊源，要把它们像自然科学一样清清楚楚地区分开，实非易事。如学界有人提出一定要忌学术规范“化”，这个“化”字会引起人的误会和反感，格式化限制思想。在多次的讨论中不断有人提出建设的构想，比如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可以包括学术研究规范、学术评审规范、学术批评和学术管理等。比如学术建设在科研方面应包括：一、操作层面，如作为研究者基本认同的研究方法、在撰写论文时要交代学术缘起、要有注释和文献目录等。二、知识层面，要有基本的、大致为学者所接受的理论和概念系统，以便在同一种话语体系中进行学术对话和交流。三、道德层面，研究者应当具有自律精神，要尊重别人的学术成果，引用别人观点要注明出处，更不能抄袭剽窃……但在规范学术和建设良好的学风的大方向上大家还是保持了一致。